中原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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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用香的历史久远,陪伴着中华民族走过了数千年的兴衰风雨。它邀天集灵,祀先供圣,是敬天畏人的体现,又是礼的表述;是颐养性情,启迪才思的妙物,又是祛疫辟秽,安神正魄的良药。历代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平民百姓、僧道大道,无不以香为伴,对香推崇有加。
中文名
外文名
sweet
香的制作
修制、蒸、煮、炒、灸、炮、焙等

中原香文化香文化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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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门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被忽视了,这就是香文化。
炉热情暖,青烟翠雾之中,不知引发了多少灵感,增添了多少热情,降息了多少怒火,带去了多少祝福。它启迪英才大略的智慧,濡养仁人志士的身心。
香,物虽微而位贵,它是中华文化无形的脉搏。
香文化是一个古老而全新的命题,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折射出华夏文明的灿烂光辉。
阿袁(即陈忠远)先生《咏香诗》手迹书法 阿袁(即陈忠远)先生《咏香诗》手迹书法
香文化历史悠久,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香始终伴随着。它给人以美好的向往和回忆,嗅着它使人精神气爽,心旷神怡;品味它更能清净身心意识。香文化的盛衰是历代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它臻善于隋唐,鼎盛于宋代,消亡于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华民族新的崛起和强大,它必将以其独特的芬芳而飘逸世界!
香是飘逸在自然界中的合和元素,它看不见、摸不着,不以人的意志而存在,但人是可以通过感知器官去感知和品位它的美妙和悦人。故此,人类的天性本能就是“趋香恶臭”。如果实在要划分香的起源的话,确切的说,只要有了人就同时有了人对香的喜好、推崇、研究和发展。

中原香文化香文化的起源

从人类还处在原始阶段的时候(类人猿),其食物的主要来源是植物的叶、茎和花果,而气味芬芳的植物和花果又是其首选的食物。从那个时候(类人猿)就能明确的分辨出哪些植物花果是芳香可食,而那些怪异恶臭的理所当然就退避而弃之了。
随着人类对火的认识、发明和使用,使原始人从茹毛饮血的生活进化到主动用火去烤煮食物,从而尝到气味更加香美的食物。由于“火”给人类带来了温暖和馨香,更加使人产生了感恩和崇拜,故能更加主动用烤制好的食物和点燃芬芳的植物来祭拜天地和神灵,以此带来福佑。可以确切的说“香薰”产生于人类对火的认识和使用。

中原香文化香文化的发展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道德和馨香的民族。在原始社会晚期的骨卜中就有所记载,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有熏燎、艾热和酿制香酒的加载,在《诗经》中就记有“采艾”和 “采萧”等采集香药的诗文。到春秋战国,人们对香的认识则更近了一步,诚如《尚书》所说“至沿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性馨”。《礼记·内则》:讲“男女末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縰,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这里所谓的“容臭”即香包。朱熹解释说,佩带容臭,是为了接近尊敬的长辈时,避免自己身上有秽气触冒他们。又说:“妇人或赐苣兰,则受而献诸舅姑”。指出凡媳妇赐受白芷、佩兰等香药,每敬献给公婆。《大戴礼·夏小正》还有“五月蓄兰,为沐浴”的记载。可见,当时沐浴兰汤、赠送和佩戴香包以蔚然成风。
我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中不乏记述采惙香药的诗文。如“彼来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伟大诗人屈原在《离骚》和《九歌》等著名诗篇中也记载了许多香料和香草,他还用比拟的手法以香草来歌颂贤德,以莸草来痛斥奸邪。《离骚》中的“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还有在《九歌》中要用桂木做栋梁,用木兰做屋橼,用辛夷和白芷点缀门楣,其目的也是用这些香木来驱邪。
战国时期,我国第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不仅总结了我国人民与疾病长期斗争的医疗经验和当时医学发展的成就,还奠定了中医学的医学基础和医学体系。也是最早将“香薰”作为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介绍于世的,称为“灸疗”和“香疗”。如在《素问?异法方宜论》中最早介绍了对于居住在北方的人,喜食牛羊乳汁而易使内脏受寒、患胀、满等疾病的,对其治疗宜用艾火灸灼,这也是灸法的起源。《易经》中也谈到了香,在《周易筮仪》中说:“置香炉—于格南,香合—于炉南。日炷香致敬”。这不仅仅是焚香以祈求上界的神灵指示日常的行事,而且对香气这种功能的感受也被提升为人类品格行为的指南。
秦汉时期,由于封建社会的巩固,华夏大地的统一,科学文化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汉朝的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丝绸之路的开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中外文化的大交融。加上西方的一些香料源源不断的进入中国,更加丰富了中国香文化的发展。到汉武帝时期,由于他信奉道教神仙,用香来祭拜,于是烧香祭祀大大的兴盛起来。焚香的飘渺和天空中神仙的气氛完全吻合,故此,焚香就成为了当时联系人神之间的重要精神工具和桥梁。
汉武帝还曾遣使至安息国(今伊朗)了解安息国的祭祀方法。《汉书》中说“安息国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至康居,其香乃树胶,烧之通神明,辟众恶”。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古墓中出土的尸体手中就握有香料,椁箱中有四个香囊,六个绢袋,一个绣花熏香枕和两个香薰炉(其中都装有香料)。从中可知当时(距今2100年以前)人们应用香囊、香枕、香炉等方法来防治疾病,辟秽消毒,清洁环境已形成一种习俗。
魏晋以来,熏香应用已蔚然成风,宫殿使用的香料也更加讲究豪华奢侈,致使高官贵人以及民间也纷纷效仿。正如东晋葛洪的著作《抱朴子》所记载:“人鼻无不乐香,故流黄、郁金、芝兰苏合、玄膳、索胶、江蓠、揭车、春蕙、秋兰等”。一批医学家也纷纷投入其中研究香药医疗作用,如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南朝范晔的《和香方》、陶弘景的《名医别录》都大量地记载了香药的临床应用,为熏香的发展提供了药物学的依据。
隋唐时期,封建社会的高度发展,国家的统一,海陆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对外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出现了文化鼎盛时期,而香文化此时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时代。据《贞观纪闻》记载,隋炀帝杨广每年除夕之夜,殿前设火山数十座,每一山焚烧沉香木数十车,再灌浇甲煎,火焰高数丈,香闻数里。随着佛、道二教从六朝以来得到较大的发展,在国家处于至尊地位,二教皆尚香。颜氏《香史序》中说:“返魂飞气,出于道家;旃檀枷罗,盛于缁庐”。佛教几乎在所有的佛事活动中都要用香,在佛教经文中专有《香赞》:“炉香乍爇,法界蒙熏,诸佛海会悉遥闻,随处结祥云。诚意方殷,诸佛现全身。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可见,燃香又是人佛沟通信息的桥梁。不仅敬佛、供佛时要上香,而且在高僧登台说法前也要焚香,在当时广为流行的浴佛法会上都要以上等的香汤浴佛,在佛殿法坛等场所还要泼洒香水。道教无论是拜师祭祖还是平时集会更是香烟缭绕,使人产生无限的遐想。佛教和道教对香的使用极大地促进了民间烧香风俗的形成。
此时,文学和医学类人才辈出,并著有大量的传世之作。如欧阳询的《艺文类聚》,李珣的《海药本草》,孙思邈药王)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王焘的《外台秘要 》,都大量记载和赞美了香药的使用传播,医药学家又把香薰大量用于临床治疗,可谓是盛世空前。公元743年,唐高僧鉴真和尚率弟子几经波折东渡日本,不仅传播了佛法和中医,同时也将大量香药传输到日本,致使日本已形成的香道流派就有100多个。日本有多个香道代表团来中国寻根、斗香。他们遍访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等地也只能在博物馆里见到中国传统香炉用具的陈列,而更高层次的香文化交流则只能望洋兴叹
到了宋代,香薰已达到全盛时期。宋代的航海技术高度发达,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比隋唐时期更加繁荣。巨大的商船把南亚和欧洲的乳香、龙脑、沉香、苏合香等多种香药运抵广州、泉州等东南沿海港口,再转向内地,同时将麝香等中国盛产的香药运往南亚和欧洲。由于沿“海上丝绸之路”运往中国的物品中香药占有很大的比重,也被称为“香料之路”。宋代还出现了新的熏香方法——“隔火熏香”:先将特制的小块炭烧放入香炉中,然后用细香灰填埋,在香灰中戳些孔,再放上瓷片、银叶、金钱或云母片制成的“隔火”盛香,如此慢慢的熏烤,既可以消除烟气又能使香叶的散发更加舒缓,其法可谓极尽巧思(十分类似现在的电热香薰炉)。
1974年在福建泉州湾发掘出土一艘完整的宋代沉船,就是著名的“香舶”。从船中取出的文物主要是香药。据《宋会要·职官》记载,当时设有库使、监员及押送香药纲至内库的官员。宋朝的税收仅仅市舶司香药税率一项,从宋初的一千六百余万至南宋湾熙末年增至六千余万,成为南宋朝廷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此时,香文化终于从皇宫内院,文人士大夫阶层扩展到普通百姓之间,遍及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出现了《洪氏香谱》等一批香文化的专著,步入了中国香文化的鼎盛时期。
元代的对外经济贸易中,香药仍是主要商品之一。马可波罗在《东方见闻录》中说:“欧洲人未到以前,香料交易由中国人为主,中国人贩运此种香料于印度,重载而归”。他还说在阿拉伯看到的大量中国船只,带着他们没有的香料、丝绸、瓷器和其它物品,经商人运往亚丁,再转运到西方各国。
到了明朝,明成祖下令郑和七下西洋,前往南洋、印度洋沿岸以及波斯、阿拉伯等三十多个国家,其中香药贸易仍是主要商品,不仅如此,明朝时期香薰炉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其主要代表作是“大明宣德炉”,宣宗皇帝曾亲自督办差遣技艺高超的工匠,利用西方进贡的几万斤黄铜另加入国库的大量金银珠宝一并精工冶炼,制造了一批盖世绝伦的铜制香炉,这就是成为后世传奇的“宣德炉”,即使以现代的冶炼技术也难以复现。
明朝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在其传世之作《本草纲目》中,对香药的功效及特点都有比较详尽的论述。收集采用了历代和民间有效验方一万多个,其中收录香药近百种,分别归在芳草、香木二类中,详加考正阐述。如对“龙脑”的记载:“以白莹如冰,及作梅花片者为良。故俗呼为冰片脑或云梅花脑”,其中还专门指出,用纸卷起龙脑,烧烟熏鼻,吐出痰涎,就可以治愈很多头痛病。“煎汤浴风疹,可治风寒风湿”;“乳香、安息香、樟木并烧烟熏之、可治卒厥”。“沉香、蜜香、檀香、降真香、苏合香、安息香、樟脑、皂荚等并烧之可辟瘟疫”等 。书中不仅论述了香的使用,而且记载了许多制香的方法,如书中所记:使用白芷、甘松、独活、丁香、藿香、角茴香、大黄、黄芩、柏木等为香末,加入榆皮面作糊和剂,可以做香“成条如线”。这一制香方法的记载还是现存最早的关于线香的文字记录。
清朝总体来说是近代史上的一个耻辱,是中国文化被摧残的时代。如果确切的划分,应该以“鸦片战争”前后为分界线。清朝中前期香熏文化的发展,虽不及隋唐和宋代,但在宫中和达官贵人中流传的也十分广泛。我们从现在的文化影视中,均能处处发现它的身影,使用香炉的造型也和朝服一样,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从钱汉东所著的《日照香炉—中华古瓷香炉文化记忆》就能窥其一斑。清代康熙之时,陈梦雷等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中,也专设有香部。张玉书等编纂的《佩文韵府》也编有香疗方面的内容。清代著名医学家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收集的香药遍及海内外,补正明代医学家李时珍之误。清代晚期,由于清政府昏庸无能,多次遭到外国列强凌辱和侵略,不仅签下了众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还至香文化几近灰飞烟灭的境地。
晚清和民国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再加上政治的腐败,接连不断的战火,使众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各类祖国宝贵遗产遭遇灭顶之灾,同时香文化也不可避免,处于断档时期。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好的东西自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民意不可违,在民间,香火即使在战乱中也从没有淹熄。每到端午节各地民间仍沿袭传统的采艾挂门前用来祛病辟邪,祭拜祖先、结义联盟、拜神求佛、祈求平安等也都燃香上供。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看重文化艺术的发展,提倡“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使各类文化又重获新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力更加的强盛,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东方巨龙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随着中医药在世界的广泛传播和影响,香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摆到重要的议程。也有众多仁人志士在整理和挖掘,被誉为中国香学第一人的台湾人士刘良佑先生经过20余年潜心研究香文化颇有心得:“没有昨天,今天就不会存在,那么又何谈明天呢?一个民族要有明天,是要有根基的。我们不把昨天的文化恢复起来,如何面对列祖列宗”?话犹新,而老先生却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憧憬于2007年9月挥别尘世。
我们一定要把香文化发扬光大,传承下去。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坚信: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标一定要实现!

中原香文化香文化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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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化市场以“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为指引,基本形成了由娱乐市场、演出市场、音像市场、电影市场、网络文化市场、艺术品市场等组成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初步建立起以综合行政执法、社会监督、行业自律、技术监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市场监管体系。
到2007年底,全国文化系统登记注册的文艺表演团体达4512个,艺术表演场所2070个,演出经纪机构1024个,文化娱乐场所82174家,艺术品经营机构1112家,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机构87137家,网吧13万多家,其他文化经营单位11783家。文化市场形成多样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文化产品供给新格局和传播快、覆盖广、容量大的文化产品流通新网络。
2007年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66.4亿美元,其中核心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29.2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26.6%,是2001年的3.7倍;文化服务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7.2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39.9%,是2001年的6.1倍,中国文化产品进出口不平衡的局面有所改观。
截至2007年底,中国经营性文化产业机构已达27.2万家。文化产业日益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
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开拓出文化产业新的发展空间;新闻出版媒体“整体上市”,标志着文化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技术进步酝酿突破,广电和电信产业的融合稳步推进;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逐步成型,所有这些与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总体形势都令人鼓舞。
在金融危机从美国发端并蔓延全球之际,到2008年底为止,中国文化产业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与感应最明显的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外向型企业相比,危机对文化企业带来的影响还没有呈现集中爆发势头,对于一些坚持创新的文化企业来说,风暴虽然潜藏风险,但更蕴含机遇。
这次金融危机正好可以迫使中国下决心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会加速文化产业转型的步伐。国家拉动内需、拉动消费、减少收入差别程度等政策的实施,以及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的改革,都会直接推动文化消费,直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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